引言：

    　　人口作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不仅带动当地产业发展、公共品消费、财税收入，人口迁徙带来的就业及居住需求也是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根基。当前我国人口进入负增长时期和城镇化发展后期，人口要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根据2010-2022 年各省市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数据，观察人口流动的强度和方向。

    　　核心观点：

    　　2022 年，从各地常住人口数据看，人口流动发生新变化。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人口全线流出，二线城市总体持续流入，尤其是中西部省会城市人口吸附能力明显增强，三线城市人口净流出范围则进一步扩大。

    　　一线城市人口流出，不仅受疫情短期扰动，也与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出生率加速下降以及产业优化升级有关。而二线城市既承接了国内产业转移的需要，也享受了新兴产业发展的机遇，吸纳了一线和三四线城市的流出人口。向前看，在产业结构加速调整背景下，人口流入重心正从一线城市转向二线城市。

    　　人口流动现状：人口向中西部二线城市涌入

    　　此前，我国人口流动遵循从农村到城市，从内陆到沿海的迁移规律，向就业机会和公共资源较多的一二线城市聚集。“十二五”期间，一线城市人口迎来大规模流入。“十三五”期间，二线城市也迎来人口快速扩张。

    　　但自2021 年之后，进入“十四五”时期，人口流动发生新变化。从常住人口变动情况看，2022 年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人口全部转为负增长；二线城市人口总体持续流入，但主要流入地从东部地区转向中西部地区。2019 年人口净流入前10 位的城市中，东部地区有6 个。而到了2022 年，东部地区仅有3 个，中西部省会城市对人口吸引力明显增加；三线城市人口净流出范围扩大，在我们统计的36 个三线城市中，2011-2019 年，人口负增长城市数约为10 个，到2022 年，人口负增长城市数升至17 个。

    　　潮落：一线城市人口全线流出，疫情扰动还是长期趋势？

    　　2022 年，北上广深人口负增长，不仅与疫情造成的短期波动有关，也与人口和产业政策等长期因素有关。短期来看，疫情导致外来务工人口返乡，造成人口阶段性流出，这一点在广东地区较为明显。长期视角来看，一方面，北京、上海实施人口控制政策，限制外来人口流入。而疫情后出生率快速下降，人口总量进入负增长时期，共同加速常住人口的流出态势。另一方面，调结构背景下，“腾笼换鸟”策略，促使一线城市产业优化升级，传统低端制造业迁出，转向发展高附加值制造业和生产*业，进而导致吸纳的劳动力数量下降。

    　　因此近年来，农民工、年轻群体出现返乡就业潮，从跨省流动转向省内流动。

    　　潮起：存量时代，二线城市成为人口流入重心

    　　人口流入依赖于产业基础，在国际国内产业链深度调整的背景下，未来二线城市人口流入规模仍具备较大增长空间。从日美等国际经验来看，人口流动遵循“强者恒强”的特征，未来存量人口从三四线城市向经济实力较强的一二线城市聚集是大势所趋。但一线城市由于公共资源不足、生活成本高、加之产业加速升级导致就业岗位减少，并带来结构性失业的情况，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不断下降。相比之下，二线城市人均公共服务供给较多，除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外，中西部重点省会城市受益于传统产业承接和数字经济、新能源产业发展，对人才吸引力也在逐步提升。此外，中西部地区由于城镇化率水平偏低，未来一段时间内仍然能够享受城镇化发展的红利。

    　　风险提示：出生率持续低迷；居民预期持续走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