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后服务不是单独的教育问题，而是教育和社会问题价值耦合的产物。学生已下课而家长尚未下班，这一“间隔时间”的存在，催生了学生和家长双方的需求。学生的需求在于安全看护、课业减负与综合成长，家长的需求在于从课后看护中解放并安心工作。
国际和国内视角下，课后服务的内涵总体一致，但在具体服务对象、服务提供者、服务内容等方面存在差距，本报告国内部分的研究范围为以中小学校为主导、以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为主要对象开展的课后服务活动。
从发展历程来看，美国、澳大利亚、瑞典起步早、体系较成熟，中国仍处于早期。从发展现状来看，各国的服务对象、参与率差异较大，中国、俄罗斯总体参与率较高。
1）发达国家美国：公立学校主导，资金来源以家长缴费为主，课程服务内容丰富，有着多级评估监管体系，但总体参与率较低，且阶级分化严重；2）教育强国瑞典：政府主导推动，收费方式灵活，监管、评估体系完善，十分注重内容质量建设，但以低龄段学生参与为主，师资匮乏是难题；3）亚洲国家日本：政府提供主要资金并制定标准，社区志愿者、老人等贡献大，但学生覆盖不够均衡，两部门合作模式仍在探索中。
中国课后服务行业的政策驱动特征明显，经历了需求酝酿探索、规范普及、保障提效的三个阶段，收费规范也从明令禁止走向获准普及。当前，中国课后服务是承接素质教育、“双减”落地、家长需求的集合体。
预计2023年中国课后服务市场规模达1176亿，其中华南、华东地区规模占据全国前二。课后服务市场仍处于发展早期，除少数头部企业外，整体市场十分分散，存在大量地方特色机构。从商业模式来看，课程内容、平台运营、师资服务等垂直服务与综合集成方案并存，区域统筹与单校招采模式并存。
2022年全国学生参与率达92.2%，但存在较为明显的地方性差异，同时高低线城市的开放度和商业机会也差异较大。其中广东因市场化成熟、制度建设更加规范、家长认可并广泛参与等因素，课后服务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在规模化与高质量的核心矛盾下，中国课后服务当前存在资金、师资、课程、标准、商业化五大痛点。
学*际经验：我国在课程建设方面应当提升教育属性，深化素质教育实践，挖掘社区力 量等社会师资，同时在监管评估方面，应当积极引进第三方机构，平衡家长与财政支出，完善评估体系。
发展国内特色：各垂直服务商的发展策略各异，课程内容服务商需提质重版权、师资服务商可拓龄拓业务、平台运营商重在业务转化。在校内外协作方面，校内重在素质教育普及与兴趣启蒙，校外重在个性化服务与兴趣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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